张爱花为人颇为强势，何怀远副班车长在她面前几乎抬不起头来。

每趟乘务必需奉上六张票，多数掌握在张爱花手中。

所以何怀远一听说自己可以成为正班车长，不禁喜出望外。

任澍与张爱花第一趟走副班车长，张爱花对卧铺票之事宛如不知，从始至终未曾提及，这让任澍颇感愤怒。

他非为了那几张票的利益，而是觉得这是对人的不尊重。

何况任澍志在上进，不愿为这点小利所诱，收受旅客好处费是严重的行风问题，一旦被查出，轻则处分，重则开除。

不久前铁路局下发通报，一名软卧列车员因向外籍旅客收取好处费被举报，结果被开除并罚款两万元。

这种事一涉外便成大事，显示了铁路系统中的某些人仍愿铤而走险，盲目追求利益，虽大风险，但利大胆敢。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利润高至一定程度，便有人愿意冒极大风险，即使踏破法网。

这些人利益巨大，侥幸心理作祟，即便被查出，也试图用手中的金钱摆平一切，结果往往是轻描淡写地结束自己的责任。

任澍深知不能沾此浊水，即使事后能“摆平“，一生亦已毁矣。

作为重生者，他希望通过合法途径赚钱，这种下策不值一提。

然而，他虽不贪利，也必争一份名份。

张爱花的所作所为过分至极，任澍本不愿刚来便与正班车长起冲突，但有些事若不争，则无人会主动让步。

如今，任澍已有了计策，决定暂不与张爱花提及林惟康的事，待到适当的时机再用此事说项。

在列车长这一职，通常不会亲自动手，而是通过亲信来操作这些卧铺票的买卖，得到的大部分利润归列车长，小部分分给亲信。

林惟康便是这样的人，在班组中横行霸道，无人敢言。

任澍吃过饭后，向宿营车走去。

心中想起，唐世琼记者就寝于此列车的12号车厢，18号中铺。

轻步过去一看，她已经在铺上沉睡。

看她劳顿的样子，任澍没有唤醒她，只是吩咐列车员，到达辽城前半小时叫醒她。

他没有告知列车员叫他起来是什么事情，因为没有那个必要。

对于那些年深月久在铁路上奔波的人来说，记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报道一件好事，或许无甚裨益；但一旦曝光负面新闻，则足以令人身败名裂，被视为作风事件，甚至导致职位不保！

任澍觉得这位唐世琼虽然行事低调，但背后的力量恐怕不小。

当时的报纸寥寥无几，地级市的报纸稀少，省级报纸也不多见。

因此，他推测唐世琼至少是省级报纸的记者。

毕竟，她不远万里来此，作为列车长的他，亲自送行是基本的礼节，也许还能借此机会结交一位有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