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七年十二月初一，十几名御史、科道官在锦衣卫的护送下，离开京师启程前往辽东。

对于杨涟、左光斗、周顺昌、魏大中、缪昌期、袁化中、周朝瑞这样的正直人士，常洛是希望他们了解到辽东的真实情况，从而发挥各人所长，脚踏实地的为国家做一点有益的事，而不是仅仅当个百无一用的喷子。

对于顾慥、张修德、冯三元、魏应嘉、王继曾、姚宗文、郭巩这些投机分子，把他们打发到辽东则纯粹是一种惩罚。

一路上寒风凛冽，大雪没膝，行程极其艰难。

冯三元、姚宗文怨声载道，两人一唱一和，不停咒骂熊廷弼是个瘟神，害得他们发配辽东受苦。

杨涟嫌他们聒噪，反驳道:"熊廷弼能待在辽东，你们为什么不能待在辽东？况且，让你们去辽东，是殿下的意思，与熊廷弼有何干系？"

冯三元、姚宗文正有气没处撒，对着杨涟口吐莲花。左光斗见杨涟敌不过，也加入了骂战。这伙人很快分成了两派，从天津一直骂到了山海关。

从山海关经辽西走廊一路往东，一派萧疏破败的景像，城墙年久失修，堡塞倾颓，无数的房屋被大雪压垮，田野被厚厚的积雪覆盖，老百姓缺衣少食，无处栖身，挣扎在死亡的边缘。

杨涟的职衔是辽西巡按，驻地安在了宁远，肩负的使命是整肃辽西走廊的风纪，清查辽西走廊各处的军屯田。

辽西走廊一带是连接关内关外的咽喉，水深得很，既有地老虎李如柏、马林，又有外来虎张应昌、赵梦麟、杜松、刘铤，各种利益、人脉错综复杂。

杨涟在山海关、宁远、锦州一线四处走访，发现辽东边军装备陈旧，士气低落。

更糟糕的是，军中将领贪污成风，军屯田几乎被大小将门侵占殆尽，大批的盐、铁、粮食、布匹、茶叶被偷摸卖给蒙古人和女真人，士兵们生活困苦不堪，人心浮动。

直到此时，他才真切地体会到，自己从前纸上谈兵，空中画饼，是何等的浅薄虚浮。

他给朝廷上了一封奏书，毫无遮掩地报告了自己在辽西的见闻，痛陈辽西百姓生活困苦，认为当前最急迫的任务是恢复重建，休养生息，而不是急于向努尔哈赤开战。

左光斗被任命为宁远知县，周顺昌被任命为锦州知县，魏大中被任命为义州知县，缪昌期被任命为广宁知县，袁化中被任命为旅顺知县，周朝瑞被任命为金州知县。

启程前，常洛在文华殿召见他们，十分痛心地说:

"有些无知的人说三道四，妄自揣测，以为孤容不得逆耳之言，将你们贬谪到辽东，其实根本不是那回事。

等你们到了辽东，就会知道，高淮乱辽十年，努尔哈赤作乱，辽东己溃烂不堪，非下大决心大力气，辽局将不可收拾。

你们既然饱读圣贤书，当以济世救民为己任，到了辽东，当抚贫惜弱，摧强抑豪，疏竣水利，整修道路，修缮城池，开荒垦田，劝农劝桑，使辽东恢复元气，使辽民获得生机。"

他们七人出了山海关，耳闻目睹，才知道太子并非虚言。

在分赴各地前，他们饮酒话别，个个感慨万千。

杨涟说道:"从前都是我们对别人评头论足，现在轮到我们到辽东做事了，如果做的不好，岂不被人笑话了去？还是打起精神来好好干一番吧。"

左光斗笑道:"谁说不是呢？咱们这些人如果做不出政绩，就沦为别人的笑柄了。"

左光斗与杨涟是同年，初授中书舍人，后迁浙江道御史，巡视中城，捕治吏部恶吏，处理屯田，兴修水利，其人雷厉风行，精明干练，清正廉洁，磊落刚直，不避权贵，被称为"铁面御史"，但左光斗秉性偏激，爱发惊世骇俗之语，喜揭人短，好与人诤。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周顺昌、魏大中，袁化中，缪昌期，周朝瑞也和杨涟、左光斗的性格差不多，都是傲然耿介，很难相与的角色。

这一群自命不凡目空一切的东林党人聚在朝中，与浙党、齐党、楚党、秦党意气相争，党争不断，形成了一股不干正事，互相揭短拆台的风气。

常洛监国只短短两三个月，就对此厌烦不己，也有一点点明白朱翊钧为什么三十年不上朝，连奏疏也不批不答，实在是因为许多大臣完全就是不可理喻的疯子，上的奏疏十有八九是毫无营养的空话、套话、大话、废话、鬼话、车轱辘话，或者相互诋毁、谩骂，你说我扒灰，我说他盗嫂，简直斯文扫地。

顾恺、张修德、姚宗文、冯三元、魏应嘉、王继曾、郭巩七人，则一起打发到熊廷弼军中效力去了。

熊廷弼是个有仇必报的人，得信后笑得手舞足蹈，"看我怎么整治这群光会咬人不会干活的疯狗！"

一口气打发走了十几个御史和科道官，言官们都老实了，常洛顿觉耳根清净了不少，今后谁再敢哔哔赖赖，就送到辽东喝西北风。

他召集孙承宗、袁可立、徐光启、毕自严、毕懋康议事，重提与努尔哈赤议和。

孙承宗又是老调重谈:"建奴是反贼，与之议和大失朝廷体统。"

常洛斩钉截铁说道:"孤意已决，卿不必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