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父母彼此都不说话。

白天在田地里、在打粮场上劳作，回了家，匆匆吃完晚饭，父亲去洗碗刷锅，母亲则铺好被褥，一人睡炕头，一人睡炕尾，都憋着气。

十一月中旬，农忙终于结束了。

因为没了骡子，父亲不用再去给骡子割草、切草，便剩下大把的时间在家里和母亲面面相觑。

母亲不再去村口和村里人闲聊，她说“骡子也丢了，饭也快吃不上了，有啥脸面跟人家闲聊哩？”

父亲抽的烟越来越少了，我曾看见他坐在炕头，拿着一个小小的烟蒂在鼻子地下不停的闻着。

我每天放学回家总是快速的写完作业，然后捧着语文书翻来覆去的看，因为晚一会儿，母亲便要熄灯了。

那会儿她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穷的都快揭不开锅了，省点电费哇！”

我曾试图在晚饭时向母亲提出申请：“妈，能不能给我买本故事书，老师让我们多看点课外书增长见识哩！”

母亲头也不抬的将饭送进嘴里，含糊不清的说着：“咱们家这光景还不够你长见识啊，谁家光景过成咱们这样！”

父亲吃完最后一口腌菜，放下筷子，缓缓说道：“行啦，文梅，你快不要再阴阳怪气的啦，我明天就去问问文虎，看看他们队还要人不，我也跟上下矿呀！”

母亲“哼”了一声，斜着眼看着父亲：“你还下矿哩，那矿上多危险哩，咋，你不怕啦？”

父亲冷笑着回复：“咱们这个家都快散摊子了，还有啥危险不危险的，文虎能去，我咋就不能去！”

母亲轻笑着收拾碗筷。

那晚，熄灯的时间往后推了半个多小时。

父亲就这么下了矿，在矿井下给矿车装煤，三班倒。

我见父亲的时间开始变少。

上早班的时候，父亲常常四点多就出门了，下午两三点才回来，中班则是上午十一点出去，晚上十点多回家，夜班通常是晚上十一点到早上八九点。

父亲每次回来。脸上都积满了煤灰，黑漆漆的看不清五官，要在脸盆里洗好几趟才行，身上穿的衣服结了厚厚的黑煤痂，让父亲看上去像是套了一层煤壳子。

但是我们家的生活条件确实比之前好了很多。

隔三差五的，母亲会去小卖店割一小块肉回来，做成肉哨子，我们每次吃面的时候就能挖一小勺，那一粒粒的小碎肉，让一整碗面都变得油香油香。

中秋的时候，除了多打了一箱月饼外，我们还买了香蕉和苹果，90年代初，香蕉在北方还是稀罕物。

我把那两根香蕉在衣服上擦了又擦，放在鼻尖处闻了又闻，那两根香蕉已经有褐色的麻点了，但闻起来却有浓浓的果香味。

我兴奋的问母亲：“妈，咱们以后能经常吃香蕉不？”

母亲笑着点了一下我的脑袋，“女娃娃家，咋那么馋呢，你知道香蕉多少钱一斤不，还经常吃，等你爸爸发了大财哇！”

我们甚至还去村后面的小河边来了一次野餐。

父亲骑着那辆半新的凤凰牌自行车，将我放在前面的横梁上，母亲则拿着一个布袋子坐在后面，布袋子里放了蒸好的花卷，两个苹果，还有一小罐腌菜和一小袋炒好的豌豆。

我们顺着颠簸的小路一直往河边行进。

父亲在我耳边大声的说着：“莎莎，出来耍你高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