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构将由勋贵、军中大将等担任，这样的话可以加强国家在军事上的判断能力，成为皇帝的军事智囊和后盾。

除去参谋机构外，还有一个机构就是军校和练兵机构，军校等同于大明的武举，武举制度在大明一直存在，但相比普通的科举却有相当的不完善和弊端，改革这些问题，由此为基础建立从士官到军官的三级军校，再加日常军队训练练兵机构，这样能从下至上影响和改变整个大明的军队体制。

至于最后一个机构说起来和军事方面有些不同，这就是负责评定勋贵袭爵的考评机构。表面上这个机构仅仅是作为袭爵考评使用，按照所制定的军功来确定爵位继承人是否有资格顺利袭爵或者降级袭爵工作，可实际上这个机构朱慎锥是想最终弄成类似于贵族院的议会制度，用袭爵考评来掩饰他的真正用意，一旦这个贵族院最终成立，能起到的作用是常人无法想象的，而且作为皇帝也能借此获得所有勋贵集团的拥护和支持，直接和文官集团相抗衡。

这些改变当然不可能一蹶而就，不仅需要一个长期准备，还要一步步来才行。不过五等爵十五个级别的划分可以先做起来，在确定爵位的变化后，未来皇室外戚的爵位封赏将不在五等爵中，也就是说以前的流爵会单独设置，以民爵的方式进行，这种新的民爵会被称为“勋爵”只有俸禄和贵族待遇却没实职，更不可能承袭，授爵之人死后勋爵直接由皇室收回，也避免了之前从流爵能轻易改为世袭的可能。

既然今天讨论登基和年号的事，那么索性就把爵位调整一事也拿出来讨论一下，看看众人的反应。

当朱慎锥对众人说明自己的想法后，在场的文官们基本表示赞同，毕竟爵位和文官基本没什么关联，要知道大明开国至今文官封爵的寥寥无几，只有三位而已。

一个是王骥，王骥在正统朝率军进行了三次征讨麓川之役，立下赫赫战功，被封靖远伯，成为了文官封爵的第一人。后英宗夺门之变发生时，王骥参与其中，帮英宗重获柄权再登大位立下功劳，天顺四年王骥去世，英宗念其功劳追封靖远侯。

第二个人是成化年间的王越，此人曾三次出塞，收取河套地区，于红盐池之战、威宁海之战中两次远袭鞑靼。因为立下军功，王越得以获封威宁伯。

而第三人更是大名鼎鼎，这就是被称为开心学一派的宗师、圣人的王守仁，王守仁仕于孝宗、武宗、世宗三朝，自刑部主事历任贵州龙场驿丞、庐陵知县、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两广总督等官职。王守仁接连平定南赣、两广盗乱及宸濠之乱，因功获封“新建伯”，成为明代因军功封爵的三位文臣之一。

从这就能看出文官封爵的不易，而且大明封爵的要求本就是军功封爵，无军功者不得封爵（皇亲封爵例外），而且文官封爵后，其地位就发生了改变，由文官集团跨越至勋贵集团，这个身份极其尴尬。

在文官集团中，封爵的文官已不属于文官集团一员，可在传统勋贵那边，这封爵的文官又和他们不是一路人，这导致封爵的文官可以说两边都不是人，所以就算有能力封爵，文官实际上也不愿意封爵。

其中就包括王守仁在内，当年王守仁接到旨意被封爵后就明白自己是被朝中大佬们给耍了，因为他一封爵就在仕途上彻底断绝，而当时朝堂上无论是内阁首辅杨廷和还是其他人都对王守仁忌惮的很，生怕王守仁回京入阁，借着王守仁平定宁王一事推波助澜，教唆皇帝给王守仁封爵，最终使得王守仁就此绝了仕途，再无回京入阁的可能。

所以封爵一事基本和文官没有什么关系，而且文官们也不想掺和这些，对朱慎锥提出的爵位改制不置可否，但对朱慎锥在袭爵规定上却是眼前一亮，因为如果世爵承袭如能按这个规矩来办，那么许多爵位就有降袭的可能，这样一来勋贵的影响力就会不断下降，这样对文官集团非但不是坏事反而还是好事，他们如何能不支持？

而在几个勋贵来看，爵位的划分对他们来说也没什么影响，毕竟他们的爵位都是从太祖、成祖、仁宗、宣宗、英宗这几朝而来，朱慎锥都说了，以英宗朝为界限，英宗朝包括其上的各朝封爵以一等来计算，英宗朝后所封爵位再按二至三等划分，这就和他们毫无关系了，反正就算重新定爵他们也是一等爵，至于其他人和他们又有何关呢？

此外，对于袭爵的条件，虽然会影响到子孙后代的爵位继承，可这是很远的事了，自己这辈子毫无影响，至于子孙如何袭爵那还远着呢。而且以自己的爵位和等级，就算降级袭爵也要几代甚至十几代人才能除爵，这样算起来不知道是多久以后的事，那时候自己的骨头早就烂了个精光，还担心这些干嘛？

这些勋贵虽然是酒囊饭袋，可却也不傻，朱慎锥马上就是皇帝了，以后大伙还得在朱慎锥手下讨饭吃呢，为了这件小事得罪了朱慎锥根本就不值得，再说朱慎锥既然提出了这个想法，那么这爵位的变革势在必行，何必为这点事去反对呢？